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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与出书新思路

2000-02-0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00年1月7日,国家教育部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小学生“每门课程一本书,每天作业不超过1小时”,取消学前幼儿教材,禁止教育行政部门对教材、教辅的统一征订。这一通知内容将对以教育、教辅出版为重点的教育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产生很大冲击。尽管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新闻媒体对教育部这第49次“减负”的最后落实都抱有疑问,但出版业还须从长计议,早做打算。本报在此约请有关人士对“减负”发表看法,也希望为“减负”后的出书提供一些思路。毕竟,我们都希望孩子们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

“减负”,我理解就是要减轻小 学生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林崇德(北师大发展心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这次国家教委明令“减负”,我理解就是要减轻小学生三个方面的负担: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少儿心理研究工作者,我是主张孩子有一些负担的,没有负担就不叫学生了,庭院里养不出千里马,只有经历挫折,承担压力,才能增长才干。但这负担不能过重,这次减负针对的就是这过重的负担。

首先是课业负担。这其中有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有老师教学的问题。在小学阶段,一部分课可以开设,一部分课可以一带而过,有的课外知识看一下就可以了。像安全、环保之类常识,就没有必要做为课程来规范;儿童的心理健康很重要,但现在把心理作为学科让儿童学习已经违背了解决儿童心理问题的初衷。是课业就必然要考试,必然让学生付出代价;把这些不必要课程砍了,课业自然就少了。另外,老师教学习惯采用题海战术,实际上完全可以用一题多解的办法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重复练习是造成课业过重的另一个原因。同时部分课程与学生年龄不符,激不起学生兴趣,自然感觉课业过重。

课业负担过重自然带来心理负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中学生有厌学情绪即达33.4%,感到学习困难的达到40%。学习困难、学习不良、学习障碍已经成为目前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购买各种教辅给学生带来沉重经济负担,尤其是一些不法书商依靠低折扣把劣质图书塞进学校,腐蚀了学校,增加了学生负担,误人子弟。

我相信,如果这三个负担能够减轻,必然带来教育质量提高,让孩子全方位发展。而且我们可以还给少年儿童一个欢乐、朝气蓬勃的童年。

在减负以后,我相信,孩子的个人空间更大,需要更多精神食粮。出版社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其年龄特征的读物。首先应该有健康、科学、合理的教辅。这在我们国家解放前有,解放后一直存在。出版社应该根据学生不同年龄兴趣,策划出版不同的教学参考读本。可以根据不同年级,推出一些世界经典名著,这些读物会影响人一辈子成长,对他们增加修养,提高境界大有裨益。

假如减负能彻底落实,我担心的倒是中国的图书市场能否跟得上,能否有足够的高质量的辅导参考资料。出版业在这方面是要多下点功夫的。

出版应着力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减负之前,孩子们的课业负担沉重,学校考什么,老师教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致使孩子对知识的理解过于片面,想像力缺乏,甚至思维被格式化,标准化,这也是我们教育改革所要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减负以后,孩子的思维得到解放。出版社出书应着力于打开思维禁锢,开放心灵,提供具有开阔想像力的作品。比如,科幻、童话、诗歌、历史故事、名人传记、各种知识类读物都是很好的形式,如何让这些好的形式激发出孩子的想像力,首先内容一定要快乐,快乐是一切创造精神的源泉。其次,要让孩子们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性,不要过早对他们的发现和思考下定义,用“对”与“错”禁锢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应该让他们在文学名著的浸染与熏陶中感受生活的气势和氛围。要鼓励他们具有批判和质疑精神,不满足于已有的答案。第三,一切的媒体和书籍都应该具有新的思维,共同培养孩子的求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现在很多孩子都学计算机,都上网校,但上网校的目的干吗?做题,计算机学习又进入考试的误区。在欧美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都是通过上网做专题研究,查资料,网络是他的资料库,上网是他求知的过程。而我们的孩子学计算机是为了打字、编程、表演、操作,这让计算机学习又走上了异化的道路。我们要的实际上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我们出版界也出版了不少好的具有现代眼光的好书,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不知道的世界》就非常有挑战性,它把这个世界的未解之谜留给孩子思考;像北京少儿社的《走进学习时代》就倡导21世纪的教育观念,让孩子们学会求知,学会做事,与人相处和懂得如何做人。这些图书都为新观念图书创造了一条很好的路子。

“减负”对老师来说是换个活法
李大同(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小学特级教师)

“减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仅是学校老师的事,更是整个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事。如果整个教育运行机制不变的话,单纯“减负”不会有理想结果。中央电视台都说了,这是教育部的第“49”次下发减负文件。

从教育者的角度说,“减负”说轻一点是更新观念,说重点儿就是换个话法,老师也很苦啊,他也在多年负担下适应了现在这种运行机制,现在把这变了,他的教育思想要变,他自己要换个活法,换个与学生的关系模式,换个角度看问题,实际上,减负对老师的影响比学生更大。

整体规划上应该对教材和孩子的能力发展状况有个对应的分析,什么阶段适合发展什么,做出合理的调整,才有真正的减负。
吴凤岗(中国儿童中心教授、心理学专家):

小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掌握知识,发展能力,但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包括社会教育都是在处理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关系。能力的发展确实是在知识掌握中进行的,但这只是一个系列,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途径,掌握知识不是最后目的,能力增长才是知识的落脚点。所以,我以为,在减负之后,应该多发展体验,让他在自身活动中体验某一些技巧和能力。与西方国家的基础教育比较,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咱们在训练孩子能力方面比人家弱,我们讲的是传授,老师要仔细备教案,学生学会老师讲的内容,但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差。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设计一些东西,让孩子去体验,去活动,从中发展能力。

另外,能力的特征与知识不完全相同,掌握知识主要靠传授和学生体验,而能力的养成就是要有一个成熟过程。就是说,你灌输给他再多的知识,没有成熟的过程,能力也上不来。所以涉及到目前我们的课程,我认为应该分析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阶段儿童的能力结构,能力发展有它不同侧重的关键时期和非关键时期,在关键时期提供相应侧面的能力重点,它就事半功倍。而目前我们教育系统对这些问题研究不够。最近我有个学生从英国回来,他提出一个问题让我深受启发。他说,现在我们在研究小学教育或中学教育时,不要只就局部去横向比较,就是:我们的小学一年级跟美国的一年级比较,我们的小学生跟美国小学生比较;而是要研究在整体规划上我们准备给中小学生多少东西,其中有哪些东西本是可以不在这个年龄给他的,晚一年给他,他两小时就学会;而早一年他要10小时才能学会。因此,从整体规划角度讲,我们有些安排是不合理的,也是造成课业过重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把它调整的更合理,也许可能会加速学生领会,这不是单纯靠减少课时能解决的。而是真正从教材本身的改革上,和孩子的能力发展状况有个相对应的分析,然后去考察他哪个阶段,哪种能力发展最快,这时候教授哪些材料对他这种能力发展最有利。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由我们的教材专家和心理专家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中小学教材,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拿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当然,这也不是现在一般讲的“减负”这样容易,这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教材的体系变化。

“减负”不能城乡一刀切
张隽(本报记者):

我们不能只看到城里的孩子“撑得不行”这一面,更要关注广大农村的山里娃儿们吃不饱乃至精神饥饿这一现状。

都市里的孩子,因为条件相对优越,可以玩电脑游戏,学画画练打球弹钢琴。在众多的选择面前,五花八门的课外读物再加上课内的功课作业,才显出孩子们的精神负担沉重;而在乡村,孩子们的选择基本上是单一的:不上学就务农。音乐、美术、体育、游戏等等都只是空谈的理想,读书成为他们最佳也是唯一的出路。农村孩子上中学不寄宿,呆在家里还能干什么?早晚自习几十年也这么过来了,这么些年也并没见多少人喊过“负担沉重”之类的话。漫长的寒暑假,学校布置的作业突击一下,可以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完活儿,其余的时间除了帮帮手干点农活儿,便是与伙伴们玩,想看点书可就是没钱买。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还算是幸运的,儿时有小人书陪伴,通俗的经典的应有尽有,偶尔在伙伴之间传阅着,精神上也其乐无穷。只可惜,这种价廉物美的少儿读物在今天再也难以见到。

如今少儿读物的虚假繁荣表现在,印制精良高档,内容过于普通。华而不实、价格昂贵的少儿读物,对于广大农村少儿消费市场来说,只可能是望而却步。

面对“减负令”,少儿出版当务之急是彻底改变“嫌贫爱富”的局面,把城里孩子吃不消、用不完的那部分读物,充实一下,简朴一点,打进农村市场上去,让更多的贫苦孩子得到一份应有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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